產能過剩治理是中國經濟“重頭戲”。近期，發改委、工信部正牽頭調研制定化解產能過剩總體方案，重點將解決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和造船五大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而國務院關于產能過剩的治理總體方案也有望出臺，這標志著“去產能化”大幕正式拉開。

      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確已非常嚴重，但產能過剩也并非中國獨有，那其他國家治理產能過剩都是怎樣的思路呢？當年，美國“馬歇爾計劃”和日本制造業產能輸出正是依靠產能的釋放保持了美日經濟系統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對外援助法案》，美國用其生產過剩的物資援助歐洲國家，“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由于該計劃把信貸援助轉化為商品輸出，刺激了美國的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為保持戰后美國的經濟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美國21世紀初的產能過剩中，2000~2002年，工業產能利用率再次跌落到81％以下。這一次過剩的產能不是出現在鋼鐵和汽車，而是集中于電子制造業和信息通信產業。這輪高新技術產業產能過剩，最終通過相關企業破產和并購重組等方式得以緩解。

　　20世紀60~70年代，為了緩解國內制造業的過剩產能，日本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投資，采取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順貿易偏向的投資戰略，有比較劣勢產業部門漸次外移。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響，日本國內傳統制造業企業加快對亞洲“四小龍”、東亞等國家和地區的海外投資，向海外轉移過剩產能，在此過程中，日本不僅形成了母國與投資國之間垂直分工，帶動本國技術和設備出口，而且通過大規模地進行海外投資，使其制造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轉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產率的金屬工業、化學與機械工業，即形成了以重化學工業為核心的制造業結構，形成了制造業拉動的雙引擎。

　　從不同時期日本制造業對外投資的重點產業領域看，對外投資額排在前三位的產業，在1969~1973年間是紡織、化學和鐵及非鐵金屬，分別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7％、6.1％和4.8％；1978~1984年間是鐵及非鐵金屬、化學和電氣機械，分別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6％、5.0％和4.8％；1986~1989年間是電氣機械、運輸機械和化學，分別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4％、3.3％和2.7％。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上述制造業行業在相應時期大多已進入產業發展的成熟階段，在國內市場上開始面臨過度競爭、生產過剩等問題，而通過向海外進行產業轉移，無疑有助于過剩產能的消化并推動這些產業的優化升級。

　　其實，每次大危機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過程，未來在全球產業格局調整過程中，將由國際分工價值鏈引起產業布局的重新分布優化。中國要實現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擴張和高位滲透”的目標，有必要推動中國版產能輸出與產業升級計劃:

　　首先，對紡織、鞋帽等傳統的產能過剩行業，可通過“走出去”在其他國家生產、當地銷售或出口產品，可以繞過相關國家的貿易壁壘。

　　其次，加快汽車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輸出，加快占領新興市場迫在眉睫。目前，中國汽車產能“結構性過剩”嚴重，自2011年以來，中國汽車業正在進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車業產能卻進入爆發式增長時期，預計2015年中國汽車產能將達到3250萬輛，也就是三年后，汽車年銷量要增長一倍。因此，加快汽車業“走出去”，占領非洲、亞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意義重大。

　　最后，在產能過剩的風電設備、多晶硅、光伏太陽能電池等新興行業，可以通過發展“技術追趕型”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集聚地的反向技術外溢，促進企業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有利于國內相關行業的結構升級。

　　從時間周期看，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緩解，因此，積極主動地創造外需，加快中國產業資本“走出去”，積極推進產能輸出戰略，不僅可以緩解內部供需矛盾，也必將為中國的全球化發展帶來更大的收益。